浅析《史记》对上古学问传统之沿承
来源:中财论坛         编辑:青岩         时间:2020-03-11         点击量525

  对于司马迁来说,学问的价值尤其重要。因为作为史官,他不仅受到当代学问环境的熏陶,更重要的是受到此前几千年学问传统的影响。在汉代,司马迁堪称受学问传统影响最深的人,他读完了此前所有的典籍,他是那个时代的学问昆仑。具体到司马迁的忠烈品格来说,学问传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:其一是史官阶层敬业守职秉笔直书的刚直精神,其二是从上古时代就已形成的批判现实政治的传统。

  春秋时期乃至上古时期,各个社会阶层的人GREE量主要是通过履行该成员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而得以体现。因此,春秋时期的史官视履行职责为第一生命,力求恪尽职守,生死以之。他们在履行应尽职责的过程中留下了一些可歌可泣的事迹。《左传·宣公二年》载:赵穿杀死了晋灵公,晋太史董狐认为执政正卿赵盾对这次弑君事件负主要责任,所以大笔在史书上记下赵盾弑君事件。赵盾是当时权倾朝野的晋国名臣,是太史董狐的顶头上司,但董狐却不畏权势,秉笔直书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所载齐太史兄弟的事迹更为典型:明知前面横放着鲜血淋漓的屠刀,齐太史兄弟和南史氏却要前仆后继慷慨赴死。他们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,不过是一条真实的历史记载。究竟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他们视死如归?正是来源于敬业守职精神。对他们来说,头可断,血可流,但秉笔直书的职责不能丢掉。他们虽然身首异处,但他们的人GREE量却因此大放光芒,为后代史官如何履行职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。

  中国史官这种敬业守职精神对司马迁写作当代史起到了一种鼓舞、激励作用。汉家由盛转衰以后,面临着生灵涂炭的苦难现实,敢不敢直书现实政治的阴暗面,是司马迁写作当代史所遇到的最大难题,也是对司马迁人格的最大考验。从《史记》来看,司马迁是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,他的人GREE量因此得以充分地体现出来。史官的实录传统又一次大放异彩,司马迁在真实记载历史的层次上达到了“良史”水平。这一点连对司马迁颇著微辞的班固也不得不承认,他在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赞辞中说:“然自刘向、扬雄博极群书,皆称迁有良史之材,服其善序事理,辨而不华,质而不俚,其文直,其事核,不虚美,不隐恶,故谓之实录。”良史之材,实际上是人格问题。

  中国从上古时代就形成了士人批评政治的学问传统。这种传统认为,社会各个阶层都负有不可推卸的对王事建议、批评的责任。上古封建政治并不像后代那样具有强烈的专制色彩,而是颇有原始民主的意味。王权鼓励士人批评时政,大约从这个时候开始,士人批评时政的传统就已形成了。那位害怕人民批评的周厉王,最终被国人流放。幽厉时代政治黑暗,许多忧国忧民的士人奋起以诗歌作为批评时政的武器,《诗经》中的“变雅”即以此作为背景。只不过这些怨刺和批判,都完全出于诗人对统治阶级的一片深沉的爱心而已。儒家祖师孔子明确指出诗可以怨刺。对那些调和是非,不讲原则而一味和稀泥的人,孔子斥之为乡愿,将乡愿随波逐流、媚世阿俗的行为称之为“德之贼”。孟子也同样倡导怨刺,《孟子·告子下》记载了一次孟子与学生对《诗经·小弁》的讨论。孟子批驳了高子关于《小弁》为小人之诗的说法,认为诗人之怨刺取决于关系的亲疏程度及其所怨对象的过失大小,关系愈亲密,愈应该怨刺。过失愈大,愈应该怨刺。从孟子这些说法可以推知,忠臣孝子对其君父的过失应该怨刺,应该批评,否则就是对君父不负责任的不忠不孝行为。正因为儒家大师都一致强调诗可以怨刺,所以汉儒在说《诗》时一再阐发其中的讽刺意义。例如《关睢》为三百零五篇之首,《鲁诗》即明确指出这是一首讽刺周康王迷恋女色而晏朝的作品。为此后人曾经怀疑《关睢》为正风之首,似乎不应该是怨诗。实际上在汉儒头脑里,并不存在那么多的忌讳,他们认为《诗》的怨刺是完全合乎礼义的。

  在这里特别要强调孔子作《春秋》对司马迁的伟大垂范作用。孟子首先提出孔子做《春秋》批评现实政治的观点。孟子认为孔子出于对君臣纲常紊乱的现实的巨大忧患而作《春秋》,《春秋》讲的是天子之事。由于天子衰微王纲解纽,孔子通过《春秋》来代替天子行使赏罚的威权。孔子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主要是以暗寓褒贬的词句及书法而实现的,这被后代儒家概括为“贬天子,退诸侯,讨大夫”。《春秋》三传特别是春秋公羊学派刻意发掘《春秋》批判现实的精神。汉代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借阐发《春秋》微言大义而随时对暴君虐政痛加针砭。董仲舒继承了中国历史上批判昏君暴政的进步思想。《春秋》是一部现实性很强的经典,对此董仲舒深谙其义。在汉武帝内外经营导致民不聊生的情况下,他几次上书,痛陈朝政之失。他借说《春秋》批评 “关中俗不好种麦”,目的在于劝民力本务农,增益生民之具。他还运用借秦言汉的手法,揭露“富者田连阡陌,贫者亡立锥之地”的怵目惊心的现实。这些言论的现实针对性都十分强烈。董仲舒这位为汉家统治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汉代最大思想家,怀着一片赤诚之心,借说《春秋》而针砭现实政治,以期汉加弊政得到改良。

  司马迁将《史记》定位于孔子《春秋》的王道学问传统,他热烈推崇孔子作《春秋》“以达王事”,希翼以《史记》上继《春秋》,做生民以来第二个孔子。他继承了孔子《春秋》“贬天子,退诸侯,讨大夫”的批判精神,继承了孔子以《春秋》弘扬王道的形式,继承了孔子对现实的深沉忧患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宗教承担精神,司马迁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决不是泄一己之私愤,而是出于一个绝对庄严的主题。他在批判现实政治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忠烈品格,是由中华民族的学问传统培育而成的。儒家关于孔子作《春秋》批判现实的说法,对孕育司马迁的忠烈品格尤其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
  司马迁忠烈品格在前期和后期的不同表现形式,来源于不同的学问传统。前期较多地受到战国士学问精神的影响和汉家盛世精神的鼓舞,司马迁是将实现辉煌的人生抱负与歌颂汉家帝业联系起来,在这一方面大家多少看到战国时代忠臣义士的品格闪光。也就是说,在司马迁身上,继承了一些前代忠臣烈士的人格因素。在后期,司马迁更多地受到史官实录传统以及中国士人批评时政传统的影响。以一种深沉的忠烈品质批评时政,这在中国封建时代尤具代表性。封建时代的士人们,往往对现实抱有一种忧患意识,他们忧国忧民,偾世疾俗,通过各种手段讥刺时政。这些讥刺常常给他们带来种种人生灾难,但这些人生灾难并不会改变忠臣烈士们的初衷,即使是抛头颅、洒热血,也在所不惜。这些儒生或者被杀,或者被囚禁,但他们为国家尽死节的凛凛正气,千载之下,仍有一股逼人的力量。这些忠臣烈士的壮举,与司马迁作《史记》批评时政,不是有着一脉相承之处么?在此后近两千年的封建时代,这样的忠臣烈士是不胜枚举的。司马迁的人格现象,既上承前代,又下启后人,所以大家认为在中国封建时代忠烈人格范型的发展过程中,司马迁人格具有一种过渡特色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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